書籍介紹 《為什麼我很努力，卻沒被看見？：30堂國際溝通課，打造你的職場能見力》，時報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在石原莞爾的想定中，中國並不是日本在這場「最終戰爭」中的敵人，而是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盟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已經有傳聞指出辻政信正在計畫刺殺「軟弱」的近衞文麿總理大臣，以防止日本政府在對美國的談判中妥協。

接著辻政信又在大批日本右翼信徒支持下先後當選眾議員與參議員，但是卻沒有投入台北和華府所希望他投入的反共工作，而是成為了周恩來的座上賓。他不只虐待星馬戰場上大英國協俘虜，還一手策畫了惡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軍。在石原莞爾的設想下，代表東方文明的日本與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將在這場戰爭中決定誰握有掌握人類未來的主導權，所以他稱之為「最終戰爭」。無論是站在美國、英國還是中華民國的立場上，他都是一個足以被千刀萬剮的戰犯。所以提到二戰的日本，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的中國人，都認為石原莞爾沒有聽取孫中山先生的建議，讓日本成為了「西方霸道的鷹犬」，而非「東方王道的干城」。

他在兩岸被視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卻很少有中國人真正研究過石原莞爾的核心思想是什麼。雖然根據筆者瞭解，「肅清」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沒有戰後新加坡政府宣稱的那麼多，但辻政信元凶的地位卻沒有任何一方懷疑。」換句話說，被稱為「語言」的說話方式通常有國家體制政治力量的支持，並且由官方宣告該語言是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

以下這段知名文字經常被認為源於語言學家溫里克（Max Weinreich），但是，溫里克認為出處是來自一位於1940年參與他的演講的高中老師：「語言是帶有陸軍和海軍的方言。過去幾十年來，在美國不只使用英語說話者比例不斷增加，然而，根據學者的研究，近年來，來自於亞洲的移民學習英語的比例與一百年前的歐洲移民一樣，數字甚至攀升得更快速，造成第三代移民（祖父母移民到美國的人）幾乎只說英語（Albe et al. 2002: 48）。「方言」一詞也模糊不清且具有爭議性，因為它通常指涉社會地位較低的說話方式。然而，由於這兩種語言分別屬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他們因此被視為兩種語言。

在西班牙語移民群體中，學習英語的比例較低，但這取決於使用雙語的第二代移民是否與另一位同樣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人結婚（這是「內婚制」［endogamy，或譯族內婚］的例子，意指與同一社會群體的人通婚），以及他們是否居住在普遍只使用西班牙語的社群。被稱為「語言」和被稱為「方言」的說話方式之間的差異，最後歸結於政治、文化、歷史因素（Lippi-Green 1997）。

儘管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的使用者幾乎沒有溝通上的困難，雙方政府和人民卻經常主張這兩個語言完全不同（Greenberg 2004: 1-3）。第三，全球化造成移民人數大增，溝通科技的發展也促進了觀念、語言、不對等結構的跨國流動，這些都造就了「混合式的、用語融合式的多語能力主義風格」（creolized, mixed idioms of polyglottism），意即：複雜的、創意的語言混合（Jacquemet 2005: 263）。同樣地，雖然印度語（Hindi）和烏爾都語（Urdu）的書寫文字不同，但是，口說語言有很高的重疊性。也就是說，每1,880人說一種語言」（2007: 11）。

第一，世界上到底有幾種經常使用的語言始終是變動的，因為許多語言正在死亡（見第十二章）。文：蘿拉・阿赫恩（Laura M. Ahearn） 雖然雙語主義（說兩種語言的能力）或多語主義（說兩種或更多種語言的能力）相當普遍，我們還是難以準確估計全球有多少人口可以說兩種以上的語言，因為，出乎意料地，估算到底有多少種語言並不容易。與過去幾年相較之下，近年來美國移民學習英語的機會有多高？換句話說，英語是否變得較不具優勢？或者，現在的移民與他們的後代相較之下，學習英語的比率與以前的移民及其後代是否大約相同？普查資料的本質、語言使用的複雜度、美國跨區域的變異性，使得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高危險」個案係指未滿16歲、對兩性關係躍躍欲試且毫無防備心或正處於交往中，社工採每星期一次的密集訪視輔導，強化自我保護概念。

但是，絕大部分的個案在討論這些議題時「防備心」很重。」在交往過程中，社工Alice認為青少女往往「會遇到一些她們不想做的事（指發生性行為），她可能會為了愛情而妥協，因而受到傷害（指感染性病或懷孕）。

「中低危險」個案指年齡已滿16歲、穩定交往或是未交往、且生活及就學狀況穩定，社工每月以電話訪視的方式進行，提醒安全性行為及自我保護的重要性。後追社工協同一線社工進行初次共同訪視，並在訪視結束後完成評估報告。

無論是透過網路或是同儕聯誼，社工Jane表示：「這些青少女在認識對方（男人）沒幾天，就很快認定彼此是男女朋友的關係。當青少女個案發生合意性行為，卻被當成「性侵害」來介入處遇，而與她們的認知和經驗產生落差，很自然地便進入「抵抗」建制論述的位置，成為所謂的「非自願個案」。然而，這樣的姿態並無法讓後追社工或父母明白青少女在兩性關係中真實經驗的危險是什麼，因為危險已經被建制框定了。Gina表示：「其實，這些女孩（個案）沒有我們想像中這麼不清楚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於要不要發生性行為，某個程度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根據性侵害後續追蹤委託契約，新舊個案總量每月不得超過90案，且每名後追社工每月不得超過30案。」 但是，肩負保護政策執行並須向委託單位負責的後追社工，不能就此放棄。

此外，由於缺乏理解青少女對危險的定義與看法，使得社工無法得知個案如何以其智慧化解危險，以及她們真正需要的幫助。在工作中，每個人因社會位置不同而會產生不同的經驗，包含做了哪些事及如何做，有何思考和感受，以及與他人工作間的協調，從而累積產生知識。

文：程婉若、王增勇 保護為名，性管制為實？自我保護工作流程與知識 建制民族誌認為透過每個人在日常活動與工作中彼此協調與整合的方式，可以看見社會組織及社會關係。除了個案訪視和陪同出庭，社工的工作還包括團體輔導規劃及執行、自我保護宣導、為個案尋求資源、紀錄撰寫及其他機構行政事務等。

1、彰顯女性價值並等待真愛：自我保護的置入行銷 為能即時介入、預防危險發生，並提升自我保護能力，後追社工們無不努力想了解個案在兩性感情的進展，以及她們對性行為的態度。這個自我保護意識形態所傳遞的訊息是：青少女是脆弱的、她們的愛情是危險的、以及性是會是她們受傷的。

當案主「抗拒」討論，社工會利用羅曼史小說試圖了解她們對感情及性行為的想法，或是讓個案「先談她想要談的那個部分」，然後再尋找機會適時帶到自我保護的議題。依據年齡及兩性關係涉入程度，將個案分類為「高危險」或者是「中低危險」，以便有效地規劃服務方式。個案的身體界線和自我保護能力，及個案家長的親職功能是社工工作的重點。」所以，對於環繞在青少女週遭的男性朋友或是網友，社工都認為她們需要提高警戒。

在報告中，除了與家防中心完全一致的個案處遇目標外，值得注意的是，後追社工會針對個案的家庭照顧及親職功能進行了解及評估。因此，她們發展出不同的工作策略。

督導派案後，受案社工便有權限看到〈性侵害個案匯總報告書〉中之轉介服務，其中載明後追蹤輔導方向（例見下表）。機構在性侵後追業務，僅配置一名督導及兩名社工，共三名人力，督導每月平均20案，每名社工平均35案，已超過合約規定的上限，更遠遠超過兒童保護社工建議18至20件的案量（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1999）。

Beth表示：「案主在意的是和男友的相處或是衝突，是真的很困難去和她們談危險啊，自我保護這些概念。男人如同大野狼：青少女的危險意識 對於青春期的愛戀受到當代速食愛情影響，社工們感到十分擔心。

」個案的噤聲與後追社工的心知肚明，並沒有使社工在自我保護工作上改變方向或是削弱力道。她們不希望個案發生性行為的另一個原因，除了避免再度違法，如Carol指出，在於「彰顯女性的價值」，畢竟「在台灣女性還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提供案父母諮詢，並強化案父母親職功能。這種人與人彼此的活動相互協調而完成的程序，史密斯稱之為「工作流程」（Smith, 2005）。

協助案家連結相關資源。表1-2 ：轉介後續追蹤輔導服務方向 ###（個案名）性侵害個案匯總報告書 服務計劃 【轉介服務】 轉介日期：民國OOO年OO月OO日 轉介對象：案主 轉介原因：社工員評估需要 轉介單位：XXXX（機構名） 工作摘要：OOOOOOO（日期）轉介XXX（機構名）二線追輔服務方向： 強化案主身體界線及自我保護能力。

在人力有限工作繁瑣的情況下，為了有效完成輔導工作目標，她們發展出一套非正式的個案分類方式。這樣的經驗對社工們來說是稀鬆平常。

然而，兩小無猜之合意性行為，本質上與受暴力或脅迫之性侵害不同。於是，成人在面對青少女的兩性情愛時，都優先以「保護」的姿態出現。